战争地理学-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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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将一些极大的多米诺骨牌安放在菲律宾、威克岛和夏威夷。有太平洋这样的间隔，应该说不必担心红色威胁远涉重洋在加利福尼亚登陆了。在多米诺理论使用的扩散中，大洋或干涉国显然没有被看作是遏制蔓延的间隔，而是被认为是能够很方便地抹去的。用类推的方法没有将该蔓延过程的性质说得非常清楚。“打倒”使人觉得有藏酒的气味，联想不到国家，而且也很难对劝行预防性行动的过程作出充分的描述。“撑住”已被用来表示某一类的解决办法，但也已证明很难转换为成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行动。“击倒”即一张或较多张牌的横向移位，以形成“防火线”防止大火蔓延，对一些有军事头脑的人确有吸引力，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可行的行动。当然，在局部规模上，在越南，为了把城市和村庄从越共手里解救出来而将其毁掉了。
对大战略的启蒙来说，最好能想象出一种转化过程更为明确的而且比弹一下食指还要清楚地区别出变化中心的陈述方式。人类之间在进行领土争夺的后面有一种永恒的总推动力，有鉴于此，我们不妨提出这样一个公理：“强力吸引较弱的势力中心或刺激敌对中心去加强自己”（麦克尼尔，1963年）。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广阔无垠的平原，在这个平原上敌对的势力中心和派别可能出现。然于既定量的经济、军事和精神力量来说，一个帝国的中心只能根据其在空间的影响程度，同等地扩大其影响范围。使同样多的力均匀地分布在较长的半径上，就可能构成一个较短粗的圆柱体，比将这个力限制在较狭窄的范围内要广。力量强度的下降与地理范围半径的倒数平方成正比，形成了一个如同钟罩式帐篷的潜在影响范围。（这一表述可概括为，通过确定一个地理系数，将欧几里得空间均匀性变换为微分的地理空间，来解释距离摩擦和人口密度方面的变化。）这一抽象告诉我们，集中足够的力量去占领和征服以前的独立中心将表明，使力越大，帝国的疆域也就越宽阔。在较广大的版图内，独立的中心需要较少的能量。两个相邻的、控制严密的帝国之间的斗争，往往比两个相距遥远、控制不严的帝国之间的斗争更残忍。进行扩张的帝国之间的竞争往往会产生一条平衡的边界，在这条分界线上，他们的影响程度是相等的。历史上关于帝国过分扩张的例证多得很，它们都是因力量分得太散而垮台。象拜占庭和中国这样控制严密的国家就比亚历山大、罗马、成吉思汗、第三帝国和东亚共荣圈经历的时间久得多。
这里提出了一种取代多米诺理论的说法，它跟市场地区分析所用的提法有点类似。为了研究地缘政治竞争的性质，可以运用类似国家内部经济竞争中的一些结构和比较静态结果的方法。这种方法比起愚蠢的多米诺骨牌的推测和驳斥谬误的根据要充足些。当然，所得出的结果也常有同样的不确切之处。这种不确切性在讨论市场垄断竞争时，往往紧紧缠住追求平衡的确实性。但是，这将比使全部倒落的简单对称更真实地反映现实情况。
对上述论题进行详细说明的第一步，应是放宽对单个中心传播出来的固定量的力量的假定。可以假定，一个帝国通过取得领土而获得更大的资源基础。这样，其影响力和物力随着其疆域半径的增大而扩大，速度为欧几里得空间中的2π。这样一种认识必定刺激了征服者和帝国创业者的欲望，但从历史事实看似乎是过分乐观的，考虑到支配世界有限度时，就可更加肯定是如此。这一简单的关于领土兼并和支配势力扩张（仅受地球范围的限制）的几何图形，与过去文化特征传播的事实不相一致。过去的文化特色传播事实表明，随着界限扩大，大量能量损耗，因而接纳速度降低。据我看，这就构成了表示历来普及新事物特性的S形曲线的基础。上个世纪，若干种技术突破已广泛传开，但看来情况依然是，要扩大文化领域所需的努力要大幅度增加。
如果我们把所涉及的文化特色划归为政治流派和指挥体制，那么，输出量按比例地增加或减少的成分看得就比较清楚了。在经济方面，根据相对的成本好处而进行交换和专业分工的障碍减少，经济一体化的规模就要增大，而效率则随着经济一体化规模的增大而提高，这几乎已是一条公理。（当然，没有中央集权的地区霸权，这些好处也是能享受得到的。）与这一极力主张经济联合相抵触的，似乎对之存在着一种明显的政治和社会成见。要求加入可理解的统一体和希望对事件的进程施加影响，这意味着政治效率随着政体的扩大而下降。根据经济在大的情况下有利，而政治和社会则是规模小好，取它们间的平衡，设想最佳的政体规模，纵使有点荒唐，却也是可能的。不论可否得出准确的结论，我们都可以十分肯定，独立于世界强国核心疆域或与其毗邻区域内的较小集团的小小的民族观显然还是最强有力的地缘政治力量。那些追求事实上的或法律上的独立的人往往求助其统治者的对手，要求支持。古巴是采取这种举动的典例。倘若能从这些方面来认识北越和中国的关系，也许使人感到比多米诺理论更能领悟美国在本世纪后五十年的对外政策。
基辛格用“连锁”这种说法对三个世界的主要核心大国，它们各自较分散的附属国以及各种各样的附庸国、卫星国和各种独立的和难以控制的国际政治斗争的统一体等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潜力，勾划出了一幅巧妙的图画。这种口头上的抽象说法也未见在什么地方具体化过。尼克松…基辛格政策中这一最有特色的策略背后的模型，是一个将世界上所有麻烦点都与苏联和美国勾联起来的网。因此，具体冲突的解决不是光依赖事件的有利方面，还要依赖双方间力量的全面平衡。从最近的事态看得很清楚，中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被看作为这场比赛中的一张牌，而不是玩牌者。这显然是一种愚蠢的错误观点，对此，中国肯定要予以充分利用。
在基辛格似乎已运用的这一特殊的关系网布局中，存在着地理上的缺陷。他勾划的图有两个终端交点，其它所有点都用等值边与其连接。基辛格认为，美苏全球所有对抗点间的联系都是同等重要的。实际上，原先的连锁理论已被称为“只不过是未经改造的冷战主义”和是使全世界对抗永存的公式（兰多，1972年）。这种观点与“波浪”观形成鲜明对照。后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发生的种种事件就是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正如它们间的地理上的距离或概念上的差距不大一样。一种经过修正的地理模型。体现了距离摩擦，权衡国家间的交通方便与否和影响大小，将国家作为更全面连接的经济、政治联系网的交点，显示出了间接法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地效力。这将强调通过外交控制重要的或次要的影响方法，寻求解决办法，而不是直接反对军事姿态或军事行动。
较之多米诺理论，连锁理论可能要更为令人满意，但其结构有限，作为一个有用的地理现实表述方式，尚有好多工作要做。地理学逐渐坚持用公式表示。网状系统交点的特点无空间间隔，很可能贬低内部分化和国家活动中的政治的意义。阿利斯泰尔·库克在其一篇“美国通讯”中评论说，人们只需花费一点时间看一下东南亚地图，就可驳倒多米诺理论。虽然连锁理论把人们从多米诺理论的一个方面引到两个方面，它仍然需要有一个有关我们世界的详细的理性的形象加以补充。多米诺理论或二元理论都不能提供有关地理、文化实体的充分印象。只有我们摆脱了距离纷扰以后，我们的动机和行动方能受到自己和别人所处位置的影响，而国务活动家如牢记住这一点，就能一切顺利。
链条和弧
近来，用于描述美苏对抗地理学的两种比喻，反映了由简单化的脑子图象向理论发展并为行动制定方案的危险。《经济学家》在论及美国攻势时，说中国在里根所希望在俄国周围拉的“全球链条”中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链环。1978年，美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将一系列布满北非和东南亚、从非洲之角一直到吉大港的热点和对西欧与美国石油补给的种种潜在威胁，一概称为“危机弧”。
遏制链条这样的想象对和平造成的最大损害也许是：直言指出俄国再度可怕地被强大而又互相协同的敌人包围的这样地现实。不要用太多的想象，就可以将苏联的对外政策解释成完全是俄国谋求安全边界地政策。俄国的历史无疑表明，它是随时都能够为其行为作出解释的。凡夸大克里姆林宫正被侵略性对手包围的观念的言行，只能加剧恐惧和增强其好战性。
将发生在一条绵长地带上的广泛的多种多样的政治和暴力的冲突归纳为一条“危机弧”，这似乎是西方在培育自己的妄想症。这种归纳有助于基辛格见到每次冲突发生的背后都有莫斯科指使的现象后作出简单连锁解释和反应，并始终采取好斗的姿态，而不管局部情况如何。这样的反应，当然不大可能与较为现实的保证石油补给的目标始终一致。“一条弧”的提法有太多的战斗阵线的气味了。将战场看作是两个队进行比赛，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外交活动，必然严重限制自己的灵活性，减少占上风的前景，同时增加陷入僵局和诉诸暴力的可能性。“一条弧”的战略非常容易成为一种最后的挣扎。
共产党的地缘政治学
如果说共产主义反对者错误理解地理现实，那么共产党阵营也是这样，就他们公认的理论、阐述方式及从以往继承下来的地理知识和偏见而言，地理现实在他们脑子中的形象往往是失真的。俄国人、中国人和越南人，还有他们的各式政治家和军事家，都深受神话和传说的影响，其历史可追溯至马克思新发现的很久以前。对俄国的最严重的危险始终被认为是来自德国。对中国汉族人来说，和谐的生活方式在南延伸，在西、北面建一道防御屏障防范草原地带的野蛮部落，乃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研究一下公认的共产党国家的学说的起源信条，发现很少有从地理上指导政策的东西。在这方面，正如在其它许多事情上一样，是《资本论》把事情误解了。马克思对巴黎的革命街垒和大英帝国的工业发展印象很深。以他看来，十分显然，阶级斗争和革命将在西方城市中先爆发。马克思著作中，关于阶级斗争的实用性，以及怎样并在何地搞阶级斗争很少或是没有提及。恩格斯确实在1871年目睹了巴黎公社社员的斗争，而这一经历对其最后的思想起了作用。关于革命战争的实践，人们必然转向列宁，谋求指导。列宁的思想并没有与地理合成的巨大张力结合起来。他总是根据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机遇来看待事情。俄国内战的进程不能鼓励任何的空间概括法。这场内战是以阶级而不是以领土划线的，以布尔什维克和工业工人同以前的有产阶级和官僚阶级战斗，争夺对大多数动摇不定的农民的控制权。列宁对抽象的公式没有好感，将注意力放在实际战斗及其所具的政治、经济环境上。为取得成功，必须创立新的方法，以适应变化中的奋斗目标。
当苏联早期的统治者发现自己在指导一个基本上是农业国的成功的共产党革命时，这是异常的（马克思曾认为农民极少可能参加革命，因而不予考虑），他们中间在目标和地缘政治学方面曾出现一些混乱。托洛茨基认为西方的城市己做好了革命的准备，并宣称共产国际有义务促进那里的革命活动，以削弱资本家政府和阻止他们发动反苏战争。苏联将领导一场持久的革命，将无产阶级政权引入象德国和英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然后，这些国家将给俄国运去机器以换回原料。1927夏季，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提出这样的口号，企图以此获得权力。斯大林作了关于列宁的实现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政策的演讲，以此把孤立主义者的反对派组织起来。1928年，托洛茨基及其全球革命的错误观念被清除，于是在1930年，斯大林宣布了防御资本主义包围的学说。三十年代，李特维诺夫争取国际合作以消除德国重新武装的威胁。1939年，他被莫洛托夫取代。莫洛托夫寻求同德国和日本和解的政策，以便将它们的注意力引向他方，但没有收到成效。到1944年，使密切注视苏联事态发展的人大为震惊的是，苏联政府回到革命前关于俄国的世界利益的观点上去了，而其后来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与此相吻合的。斯大林有效地使革命热情民族化了。
然而，战后年代里，苏联领导在谋求“集体安全”、实用主义地构筑卫星国防御墙的背后，继续坚信历史的必然性和苏联在促进资本主义国际秩序的必然崩溃中的先锋作用。随着赫鲁晓夫执政，这种精神也脱颖而出了。赫鲁晓夫当时认为，苏联已开始实现经济和军事优势。他驳斥了被包围论，指出究竟是谁包围谁还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赫鲁晓夫把苏联推到了世界舞台上，在欧洲正退却的回归线以下的殖民地中间推行社会主义道路。他还首先越过革命学说，开始同中国闹分裂。不久，两国又回到传统的对峙局面。勃列日涅夫继任后，对苏联物质上的必然成功的把握不如前任大。尽管目前的领导人继续在远离苏联的非洲、亚洲和美洲干预，影响事态的发展，以扰乱资本主义秩序，但还是限制对相对无关紧要的地方采取行动，并在象中东这样真正危险的环境中寻求稳定。
胜利的中国党（中国共产党）举起了世界革命的旗帜，他们违背正统观念将农民动员而来。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是怀疑游击战的，认为它缺乏必需的中央控制。而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游击队对革命的发展起了核心的作用。林彪1965年宣布包围世界城市的目标时，明确地提出了革命战争的相关地理学。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包围城市理论的范围扩大了。他把北美和西欧称为世界的城市，将亚洲、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