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六载-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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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结束，中午11点我回到基地整理东西。队员们没有放假，因为后面还有亚俱杯第二回合比赛。
　　2。薄市长说，王、徐、郝，谁也不能少
　　中午12点，王健林打来电话，他好像很紧张：“根宝，你下午1点到我办公室来。”我问什么事？他说：“你来了再说。你1点来，海东1点30分来。”
　　我不知道王健林叫我去干什么，满腹狐疑。
　　1点钟准时到王健林办公室。王健林见面就说：“根宝，情况变了。刚才首发式结束后，薄市长马上召开了市政府足球内阁会议，在这会上决定让我继续搞万达队，而且让你继续当教练，也不放海东去英国了。”
　　我一下子懵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
　　王健林接着说，我很为难，知道你也很为难，你与四川全兴方面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吧。
　　这一刻我的脑子飞速地转个不停：四川全兴一事已经定局了，我对杨董已经作出了承诺。更要命的是媒体已经登出去了，谁都知道根宝要人川了。这样一来，我怎么办？四川全兴的招呼怎么打？大连市足协名誉主席康积惠后来告诉我这事的经过。首发式后，薄市长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薄市长，怀副书记，贺副市长，政协主席林方清，副主席方军，人大副主任祝明仁和康积惠。体委主任辛德智和王健林都在门外等候。
　　薄市长很严肃地讲了三点：一、你们知道不知道明年是建国五十周年大庆，我们大连市建市一百周年？在这么个日子里，我们的足球一定要取得好成绩，你们考虑到这个意义没有？你们讲来讲去无非就是钱的问题；二、你们提出的再让体委出面组织搞队，这不是又退回去了吗？三、你们绘我拿个主意，明年怎么才能夺冠？薄市长又说，根宝和海东走，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是昨天晚上从电视上才看到的。
　　大家针对薄市长的要求，讨论后提出三点方案：一、从现在看，还是要万达来搞队，万达的旗帜还要竖，还要王健林来负责，当然，经济上可摘股份制；二、主教练两个人选，迟尚斌还是徐根宝？（此时迟也在大连）最后大家一致意见是，迟徐两个教练都不错，但考虑到队伍的连续性，换教练打法要变，还是根宝带顺手。但会上有人提出，根宝已决定去四川了。薄市长说，根宝的工作由我来做；三、郝海东不能走。明年夺冠，王健林、徐根宝和郝海东这三个人要在一起。王健林继续搞，徐根宝不能放，郝海东不能走。
　　开完这会后，王健林被叫了进去，通知他继续搞队，万达不能撤。另外让他通知我和海东。于是，王健林一回到办公室便给我打电话。
　　在王健林处谈完回基地，已经是晚上8点了，我立即召开教练班子会，告诉大家这一决定。正开着，8点30分薄市长打来电话，开口第一句话，还是我根宝“不够朋友”，他说：“王健林和你谈了，现在我们大家决定下来，你还是留在大连不能走。”我说我与四川全兴那里已经讲好了，他说你可以去做工作，让王健林也帮忙做工作。他又问我合同签了没有？我说没有，他说那就更好办了。但我说，我们合同虽然没有签，但那里都准备好了。他说不管怎么，我们是不放你走的。明年你要率队再取得好成绩，再为大连培养一些年轻队员，像在申花队一样。
　　我无话可说。确实，到了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坚持要走的话，确实是太不够意思了。再者，王健林也比较困难，这种时候，总得帮他一把。看起来，明年还得在大连呆上一年。但是，四川全兴那里又怎么交代呢？
　　3。王茂俊在电话里傻了
　　晚上我打电话给王茂俊，告诉他这一消息，他当时在电话里就傻了，半晌没有出声，很长一段时间后他才说：“这是真的吗？”我说当然是真的，他又问：“你定了没有？”我反问他：“你看我怎么办？”他说：“徐教练啊，中央电视台都广播了，我们已经组织了200人的乐队、3000名球迷准备到机场来欢迎你。这样一来，不是全砸了吗？”接着，我又与俱乐部总经理黄健勇通了电话，他怎么也想不通。看起来，电话里是讲不清楚的了。他们也说，无论如何，你非得要到四川来当面解释清楚。
　　第二天，没有大连直达成都的飞机，只有从北京转。下午1点我坐上飞往北京的飞机，此时，谁也不知道我在哪里，要去哪里，除了王健林外（我与他打过招呼）。上了飞机刚坐下，突然后面有人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哦，迟尚斌！迟尚斌对我笑了笑。我惊讶地问：“你怎么也在大连？”后来才知道，当时迟尚斌也有可能接手万达队，他在大连等消息。我问他你去哪里？他说去北京。他问我去哪里？我说去四川，事情全都搞砸了。四川全兴已经定好的事，现在大连又要我搞了。这时，迟尚斌大概已经清楚我继续留在大连了。
　　我和迟尚斌，真像“欢喜冤家”，他在大连时，我去了大连。他在四川，我也要去四川。曾有记者问我，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说不清的事情？我说没有，真的没有，这都是巧遇。
　　我与迟尚斌关系本来不错，但是中国有句古话：同行是冤家，或许因为工作方面的原因，我和他没有像过去那么亲密了。
　　我们俩坐在一起，我问他明年准备去哪里，听说厦门远华在要你。他说，再联系吧，还有几家也在联系。我接着说，我到大连你是不是有看法？他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看法，职业教练嘛，哪儿都能去，你看我们现在不都是这样。但是，我对你有一个看法，我们这么好的关系，你第一次来大连，为什么连个电话都不给我打？”我说，小迟你误会了，我到的第一天就问过王健林，他说你去美国了，因此我没有与你联系。我的为人，你应该是清楚的。
　　随着我们职业化的不断深入，教练员的流动也是正常的。我去大连不是抢迟尚斌的饭碗，就像我第一年到申花队，也不是抢王后军的饭碗。如果总是用这种观点看问题，我离开申花队，是不是外国教练抢了我的饭碗？现在大家的观念都清楚了，也都接受了。迟尚斌到四川，我到大连，戚务生到武汉，金志扬到天津，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从北京转机抵达成都时，已是晚上8点多了。为了不透露风声，全兴俱乐部弄了辆警车停在飞机旁，一下飞机王茂俊就把我一直拉到饭店。刚住下，杨董和黄健勇总经理便来了。
　　我先把大连的情况向他们说了。杨董的第一句话，就说：“徐教练，对你这样的决定，我们不理解，也难以接受。你知道，我们本来在教练问题上是可以做许多准备的。这样一来，确实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很被动，也狠为难，我们感觉到你这样做，我们难以接受。”
　　当时，我很内疚，感到对不起他们，便详细地解释了事情的经过。
　　我真诚地说：“你们邀请我加盟很诚心，我到全兴队的心也是很诚的。当初我们在谈的时候，你们也表过态，如果万达留我，申花要我的话，全兴也不会强要我。万达队要我留下，也是昨天晚上刚决定的，这是事实，你们应该相信我。如果说我没有真心诚意来四川的话，我就不可能打电话到贵阳黎兵的家里，通话两个小时问他队里的工作情况。现在把哈吉从辽宁队挖来，实际上也是我做的工作。我马上要组织国家联队在北京迎战韩国国家队，在联队中的四川籍球员我增加三四个。本来我还想多调几个，后来给中国足协拉掉了。我为什么这样做？就是为了通过这场比赛了解一下这些队员的情况。”
　　经过这一个多小时的交谈，彼此都取得了谅解，还加深了友谊。我对他们说，尽管来不了，我还是想力所能及地为大家做点事，出出主意，包括教练班子等等。我们讨论了能够担任全兴队主教练的人选，金志扬、戚务生、朱广沪等，一直谈到凌晨两点。最后杨董事长说：“现在我们还不说死，如果你那里情况有变化，我们还给你留着。”
　　第二天一早8点我就走了。这次在成都，我只呆了12个小时。后来听说戚务生已经决定去红塔，朱广沪因为担任国奥队霍顿的助手，中国足协不肯放人，最后他们请了巴西人塔瓦雷斯。
　　四川全兴的事，就这么结束了。如同我去大连万达队有过二进宫一样，这次去全兴，我也算是一只脚踏进过“宫门”了，但是还是退了回来。我常常感叹，我的人生为什么总是这样起伏不定，有时连我自己也把握不住。
　　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我重新留在了大连。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以后在大连的日子，却是我参加职业队联赛以来最艰难，也最惨痛的。我是奔冠军而去的，但还没有走过一半路程，我就被激流卷走了。
　　4。量变与质变
　　我当了十几年运动员，又当了十几年教练，看得多，经历得多，也常对中国足坛的一些事情进行总结。如对中国足球的现状和教练员运动员的水平进行过分析，有一些看法，也有一些探索。
　　1998年世界杯十强赛结束后。足协秘书长王俊生在总结中国足球职业化道路6年来的水平时说：“中国足球虽然在职业联赛中取得很大成绩，但是没有质的变化。”
　　1998年7月6日于上海东亚富豪酒店中国足协召开的全国俱乐部主教练会议上，我针对王俊生关于没有质的飞跃的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其中讲到了中国足球要有质的变化，必须要有高水平的教练员和天才的运动员。在这个观点里，我讲了由量变到质变的哲学原理。会后王俊生还表扬我用哲学的观点分析中国足球，并说我们的教练员都要用辩证的方法来看待中国足球。
　　1999年甲A联赛开始后，大家对我的观点说法不一，有同意，也有反对。但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亲身的实践经验和体会。我从少体校培养高洪波开始，一直到在山西执教取得全运会前八名，到国二队和国奥队带年轻的“第三世界”球员，形成国内足坛独特的风格，以及职业联赛后我带了上海中花队一批年轻球员取得的进步。这批年轻球员基本上是起点比较低，我带他们的全过程，便是从起点低到有很大的进步，然后到保持这样的水平到最后定下坡路，这整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事物发展的过程。
　　讲到量变到质变的问题，我不得不牵扯到外国教练员。对于外国教练员到中国来执教，我从来没有持反对态度，因为我自己就是最早和外国教练合作的。1991年带国奥队时，国家体委请来了德国教练鲁迪，他曾经带过西德慕尼黑俱乐部队，取得过甲级联赛前三名。1974年中国第一批去德国考察的苏永舜、任彬在联邦德国与他接触过，知道他在联邦德国很有名。我与他工作了半年多，对他非常尊重。从他到队的第一天，我就把教鞭交给他，让他带国奥队，而当时国家体委没有对我有过明确的指示。
　　鲁迪带了一局多。在与香港奥林匹克队比赛1比1平后，他又把教鞭还给了我，对我说：“徐，还是你带吧。”
　　我们合作了半年，我发现他的确有很多长处，也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尤其是他带队训练初期时一些方法。
　　我后来又与施拉普那合作过，我当他的助理教练。
　　在施拉普那身上我也学到很多东西。
　　1993年施拉普那率领的国家队在世界杯外围赛上失利后，加快了中国足球的改革步伐。第二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开始了。从那以后，中国足坛引进了不少洋教练，尤其是第三年后，聘请的外国教练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高。一些媒体称中国足坛出现了洋教练与土教练争夺战。洋教练与土教练在职业联赛中出现，本来是很正常的，在国外根本算不上什么，就如同中国北方的教练到南方去执教一样。
　　来了许多外国教练，一些媒体说是洋教练抢了中国教练的饭碗，我对此说法一直是反对的。当年我是国家队的主教练，但施拉普那来了，那是来抢我的饭碗？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还是给他当助手，而且我们关系还不错。这也证明了我从来没有对外国教练有过抵制或者敌对的心理。
　　今年（1999年），上海申花队和山东鲁能队请来了世界级的教练，记者在昆明采访我时，问我对外教的看法，我说我们第一要竞争，这是为生存；第二，在竞争中向他们学习。他们有过辉煌的经历，证明他们的水平。外国的足球水平比我们高，对足球的认识比我们深刻，足球强国还不致于让庸人去执教国家队。外国教练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最关键的是看他能否把他们的足球理念和经验渗透到中国足球的实际中来，这是最重要的。
　　我还讲过，外国教练过去带过的运动员和我们带的运动员是不一样的。他们带的都是世界一流水平的运动员，而我们带的却都是三流水平的。如果他能把我们三流的球员带成二流，我就服了。这其中，我还讲了一个观点，目前的中国足球教练员水平不高，需要外国教练来给我们“充氧”，但也有球员素质的问题。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说中国的球员是二流的，中国的教练是三流的。
　　过去带国奥队时，我对此体会最深。郝海东、范志毅等球员，开始时起点都比较低，经过我的训练和比赛以及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不断提高对足球运动的认识，后来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在哲学上讲，这是一次飞跃。
　　我承认，我带这些年轻球员第一次飞跃是比较容易的，这是量变的过程。申花队的吴承瑛、朱琪、谢晖等，之所以能在一两年里，从无名小卒到人们心目中所谓的球星，是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第一次的飞跃，这个变化是比较容易的。
　　从内因说，他们当时还年轻，有新鲜感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再加上自身有一定的能力，谦虚好学，这就具备了完成第一次飞跃的很重要的内因条件。从外因上说，我从带高洪波开始，就有了带年轻队员的经验。我要求严、训练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训练传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