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六载-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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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花三年，出了一些球员。但这仅是第一次飞跃。但要取得第二次飞跃，取得质的变化，却比第一次飞跃要难得多。在这方面，我自己确实有许多需要提高的地方。因为在内因和外因上，都要发生变化。
拿内因说，取得第一次飞跃后，这些球员都有名了，地位变了，物质待遇上也有了变化，自行车变成了轿车，走到哪里都受到追捧，名和利必然会产生思想上的变化。如果处理不好的话，自认为了不起，听不得意见，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一旦没有了竟争时，便会对自己没有要求，最后影响他们的进步。运动员如此，教练员也是如此，我认为这是影响中国足球进步的最致命问题。这是思想意识上的。
就个人潜力、个人能力来说，经第一次挖掘后，第二次的潜力有多大？不可能如第一次那么大。我们搞运动队的知道，在没有训练之前，100米跑13秒，经过一段训练后，能够达到12秒甚至于11秒，这个飞跃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再从11秒进到10秒多，再提高零点几秒，这就非常难了。
运动员和教练员都需要继续学习和提高，而且都有这种提高的必要性。我的水平还远不够，还需要提高。在带领球员进行第二次飞跃时，我感到非常困难。我想，中国足协和惧乐部请外国教练，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帮助中国足球提高水平，就是希望他们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带来，就是希望能使足球有质的变化。但是由于时间和其他一系列的原因，我们现在还很少有这种第二次飞跃的实践。
我讲这些并不是否认外国教练的水平。一个教练水平如何，无非取决于这几个方面，一是组织能力，能否把这群人很好地团结在身边；二是煽动能力，能不能把队员在比赛和训练中积极性调动到最高。这两个方面，施拉普那绝对是一流的；三是教练员的训练水平；四是合理的战术安排；五是临场的调度指挥。
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在万达队时给他们上了一课，讲过关于量变到质变的问题，讲内因和外因的问题，讲一次和两次飞跃的问题。记得孙继海临去英国之前，我对他说，环境是很重要的因素，在英国这种环境下，你可能还有一次飞跃。他说他希望自己的水平在英国能再有一次跳跃。孙继海到英国后的环境，就将是促成他第二次飞跃的外因。
外因的教练因素，环境因素，都是对运动员量变到质变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的教练已经不是六七十年代的了，当时他们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尽管我们没有亲自参加过世界杯决赛，但世界杯的比赛我们能够每场都看，世界一流的球队，也与我们较量过，这些外部条件我们都有了。如果说那时马罗斯基给我们上课，讲足球场的宽度和渗透还能让我们感到新鲜的话，现在早已经不是了。
我认为有些外国教练的战术打法是先进的，训练水平也是先进的，如霍顿在挖掘队员的潜力上，在挖掘整体的潜力上，如组织整体攻防上，很值得学习。前一段在万达队执教时在战术组织上，对阵形认识和使用上，确实有问题，万达队在联赛中连连受挫，与这些错误不无关系。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的确有提高和改造的需要，应该在挖掘队员的潜力时，也应该不断挖掘自己的潜力。
但是，高水平的教练未必能马上见效，这里面有许多原因，有些是我们队员的能力有限，比如韩国的车范根、李章洙和巴西的拉扎罗尼，他们都是好教练，但是由于球队能力的限制，使他们没有达到他们本来达到的高度，这不是教练员的责任。而我们这里往往有一种偏见，教练员是万能的，成绩不好的主要责任都在教练，这是片面的，不客观的，不科学的，也是不实事求是的。
我承认，我们中国教练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就拿我本人来说，我在战术打法上，在用人换人上，经常出现致命的错误。比如说，我不能坚持自己四三三阵容和打法，往往在遇到挫折时，在关键时候，把自己的“快抢前”的指导思想变掉。从国奥队开始，到申花队、松日队和万达队，都犯过这些错误。1994年申花队主场1比6输给太阳神队，在用人问题上，在三条线的组织结构上很有问题，因此造成这样的惨败。1992年在吉隆坡与韩国国奥队决战，没有用硬朗的球员去拼，而是教条主义地把小组赛对朝鲜队取胜的阵容用上去，结果大败。这些深刻教训，将永远记在我的脑子里。
高水平的教练员，加上高水平的运动员，珠联壁合，才能取得完满的结果。如衰伟民时代“三连冠”，那时女排正好出了一批有潜力的、天才的运动员，如郎平、张蓉劳、周晓兰、陈招梯等，加上袁伟民的执教水平高，因此中国女排登上了世界顶峰。中国足球如要有质的飞跃，必须有高水平的教练和有天才的运动员。只有这样，中国足球才可能有质的飞跃。
5。在韩文海的婚礼上，我说了不吉利的话
万达又留下来了，我也留下来了，对于万达和我来说，1999年将是什么样？谁也没有底。
11月28日，我参加了守门员韩文海的婚礼。在婚礼上，我说：“我预感1999年将是万达队5年来最最困难的一年。”这确实是我当时的感觉，但什么困难、具体到什么程度，我却不知道。喜庆的时候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当时在场的球员、记者们和双方的亲朋好友都感到很奇怪。这话一说出口，我自己也感觉到很奇怪，至少是不合时宜的。
回到基地后，我也在考虑，我为什么说这话呢？作这种判断有没有根据呢？我自己掂量了一下，算了算，感觉1999年我们万达应该“有戏”的。甲A联赛结束后，我们队除了魏意民正式提出转会外，没有人要离队。王涛曾想走，但后来又收回了报告。如此一来，万达队的国内球员基本上没有动，魏意民虽然转会，但他也不是主力。3个外援除金斯明确表示不再效力万达队外，内梅切克和汉斯都可以归队。实际上，1999年的万达队阵容与1998年相比，只少了金斯。只要把他留下来的左前卫的位置人选选好，万达队几乎没有伤筋动骨，万达还是万达，1999年的联赛冠军还是我们的。想到这里，我心里又踏实了。
12月1日，我们结束了休息后正式组队集中，全队拉到上海松江冬训。这个时间比1998年我1月20日“进富”相比，训练时间提前了将近两个月，准备工作充裕多松江是我1998年接队后对队伍进行第一堂训练课的地方。当时万达队正在上海参加远东杯足球赛，练习场地就安排在松江。松江给我的感觉一是训练场地好，二是体委接待非常热情，下雨天场地也对我们开放，旁边还有室内体育馆，再加上红楼宾馆接待条件不错，一个队拥有如此训练条件，在全国也是很难找到的，至少我是第一次。因此今年冬训，我还是决定把队伍拉到松江来。当然，到松江来训练，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些因素外，还有一条，便是我接手万达队的第一堂训练课在这里，而当年万达队夺得了联赛冠军。
薄市长在那次会议后，要求我除了为大连万达队蝉联冠军外，还要带出一批年轻人，让他们接万达队的班。王健林也多次说到，万达队现在是后继无人。当时初到万达队时，他给我的工作中就有一条，希望我像在申花队一样，能够培养出一批人，这次是最好的机会，联赛前的时间充裕，海东、张思华、王鹏、陈东4人调国家队参加亚运会，3名外援又没有在，韩文海住院开刀，在这样的情况下，队里只有徐弘、李明、王涛、未广辉、刘玉建、王峰等七八名队员。七八个队员如何训练？于是，从二队调了11名队员，其中有阎嵩、王圣、刘志清、邹洁、邹鹏，以后又来了季铭义、胡兆军等。
在去上海之前，我与王健林商量，根据徐弘的年纪和状态，应该找他谈一次，明确告诉他1999年万达队准备用更多的年轻人。我们商量后一致决定，由我和徐弘谈一次话。我问他还想不想再上场？如果不想的话，俱乐部准备培养他去三队当教练。徐弘5年来一直是万达队的队长，为大连万达队夺取4次冠军立下汗马功劳。我和王健林都认为可以培养徐弘当教练。如果他还想继续踢的话，那先打个招呼，1999年我想用更多的年轻人，为万达队今年人员衔接做准备。问他有没有意见？他回答没有意见。我说：“如果你状态好的话，我还是要用你的。”最后，我对徐弘说，你和郝海东都当助理教练。你们的正副队长职务，由张思华和李明担任。
现在看来，这种变动依然存在着过去那一套体工队的做法，与职业足球惧乐部的做法是不相符的。职业足球中，球员就是球员，教练就是教练。以徐弘的年龄和经验，只要训练保持好，完全还可以在甲A中踢上几年，他才3l岁，人家马特乌斯快四十了，不是还照样踢球吗？把他们都提为助理教练，这种兼职实际上只是一种照顾，对工作并没有多少好处，而且兼职也是很难做好的。想当初，高洪波在松日队也任助理教练，但他比赛完后非常地累，即使想做也做不好。
由此看来，当时对于徐弘的这种处理是很不妥的。
只要他还能踢，就让他去与年轻人竞争。谁状态好谁上，这才是正确的。
12月1日万达队到上海松江。在徐弘、李明和王涛等老队员的带领下，训练质量很高，年轻队员有了很大的进步。在上海集中的一个月里，万达队与浦东队打了3场比赛，上的全是年轻人。浦东队领队邹忠伟惊讶地说：“这不是去年与我们浦东U23（23岁以下）队比赛的那支队吗？那时我们浦东U23队都赢过你们，怎么现在忽然变这么强了？”上海的冬训结束后，我们回大连过了元旦。而后就准备上山冬训。
中国足协规定的冬训时间是1月10日开始。由于二月初有亚俱杯的任务，万达队向中国足协提出，能否提前去，提前走，自己测。中国足协后来同意了。
我们1月8日提前到达昆明海埂。此时的万达队，除了外援还没有选好外，其余球员真是个个人强马壮，尤其是年轻球员的身体条件，比我1998年接手时的年轻队员好很多。
在昆明还是与过去一样，先比赛，后练体能，再测试。体能困难户郝海东、王涛、张恩华专门练体能。
训练期间，还抓紧业务学习。在14日的队会上我说，为什么今年甲A联赛是最艰苦的一年？别看我们现在兵强马壮，但外援还没有落实。外援的好坏，对我们队的实力有百分之五十的作用；其次，各队都加强了力度，花大笔的钱招兵买马，实力上升了；第三，许多甲A球队都请了外国名教练，其中还有世界级教练。这都是摆在面前的困难。
今年能不能战胜申花，能否再次夺冠，就是比两队的外援水平，比体能水平。申花队这帮人正当年，丽我们的队已经开始老化，老队员又长了一岁，体能如果再退步就完了。
尽管我一直说外援工作重要，但认为离联赛还早，时间还很充裕，因此也不急，甚至有些放松了。这实际上给自己埋下了祸根。
这时，昆明下了场罕见的大雪，影响队伍的冬训。我们再次向中国足协提出，能否提前下山去上海松江训练？因为马上要面临亚惧杯的比赛。同时请示中国足协，能否提前在上海进行测试。
中国足协同意了我们的请求。于是，除了郝海东一人留在昆明由北京的体能教练专门训练外，其他队员都回到上海继续训练。1月30日，在中国足协官员主持下，我们进行了12分钟跑测试。在测试中，李明跑过3330米，这是他近年来的最好成绩，王涛也跑了3205米，比他1998年在厦门的3140米提高了很多，张恩华也比过去有了进步。第二天的测试折返跑，由于下雨场地湿滑，其他队员都通过了，只有徐弘一人没有通过，他的腿拉伤了。
6。洋球员不少，就是没有看中的
万达队在1996、1997和1998年连续三年夺冠，最关键的一条是外援引进的成功。1996年引进了斯文森、佩莱，1997年引进了金斯，1998年引进了内梅切克和汉斯。王健林提出，今年找外援的时间充裕，选的外援一定要比1998年还要好。他也对我说，根宝你放心，今年的外援，肯定比去年要好得多。
但是，有时候没有见到的，没有落实的，还真是不能算数。今年万达队之所以不成功，除海东停赛的原因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外援没有选好。
在引进外援这个问题上，万达队的准备工作确实是历年来最早、最好的，王健林为此也没有少花精力、少花钱。帮助万达联系外援的经纪人据说是欧洲足球主席约翰松的亲戚，应该说，他给我们介绍来的几名欧洲球员水平还不错，但总有点不对我们的胃口。
那时候，我们对外援的引进实在太过于乐观。11月上甸我在北京带国家联队与韩国国家队比赛时见到了国安队的外援冈波斯。当时，国安队也犯了与我们同样的错误，总是想外援应该而且能够一年比一年好，准备弃用“三杆洋枪”。当从沈祥福那得知三名外援准备一个也不留时，马上想到如果用冈波斯踢左前卫顶替金斯也是可以的。于是通过马克坚悄悄联系一下。冈波斯这几年在中国踢球，对我也很了解，很希望到我的手下踢球，马克坚与他轻轻一点，他就同意了。
打韩国队之前，我与冈波斯在北京昆仑饭店悄悄接触了一下。冈波斯与金斯相比，不如金斯全面，挤抢的能力比不上金斯，但进攻的威胁比金斯大，防守时也能回到位。我马上给王健林打了电话，王健林答应可以考虑。另外，我还征求了刘志才、徐弘、李明的意见，还打电话给正在广州集训的海东，他们都认为可以考虑。12月3日，冈波斯到了大连，要我给他明确答复，因为他要返巴拉圭休假。如果能在休假前把合同签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