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第3届-孙力、余小惠:都市风流-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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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蒙蒙！……”
第 十 五 章
高婕回来了，拖着疲惫的身体和一颗破碎的心。
她走出火车站。一个多月的时间，她几乎把这儿忘记了，而现在，她的记忆在慢慢复苏，仿佛从一场梦中醒来，她又回到了生活的现实中。
她提着一只小皮箱，缓缓地随着人流走到人流的分流处。她四处张望，想叫一辆出租车回家，她实在无力拖着这皮箱去挤公共汽车，虽然它并不重。那只沉重的皮箱，在火车开动的时候，她把它扔还给他了。他猝不及防，皮箱砸到他脸上，他倒了，眼镜落到地上，镜片开出一朵玻璃花，鼻子流了血，极狼狈地仰在地上，惶惑而羞怒地看着其实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的她。她有了那么瞬间的快意，觉得发泄出一口腹腔淤积的闷气。那血多少抵偿了一部分她为他流过的，在人们眼中视为最贞洁的血。她看到站台上，不少人都围了过来，形成一个囚笼，把他圈在中央，像观赏一个动物。又是一丝瞬间的快意。这可怜的一丝快意，对她却是如此珍贵和稀有。一个多月，她从他身上仅仅得到了这么一点微薄、短暂，又并非甜蜜的快意。人们会认出他的，一个大名鼎鼎的歌唱家，被他遗弃的女人打翻在地。让这丑闻传播吧。他不是想摘取音乐界的王冠吗？他不是舍不得丢弃那个在美国有个洋爹的婆娘吗？他不是敢随意戏弄她的感情吗？好，试试看吧。她把受的屈辱化为报复，使她在那一刻自我感觉成为了 一只雄性的猛兽。
然而，现在，她却只感到浑身无力。脑子里、眼睛里一片空白。坐进出租汽车，惟一的愿望是快到家，好一睡不醒。
汽车驶过繁华的闹市区，驶过高大耸立着的“东芝”公司和“柯尼卡”的彩色巨型广告牌，驶过她天天上下班经过的街道。这一切唤起她一股亲切的情愫，包括那些过去令她反胃讨厌的“入侵”广告牌。为什么自己要自寻烦恼，破坏这宁静、安逸的生活？她有一个尊贵的家庭；她有自己最理想的职业。她的生活本不该和羞辱联系在一起。或许正是这种优越感造成的空虚，使她一时昏了头。她的眼睛潮湿了，虽然在他面前，她没有掉过一滴泪。
汽车驶过歌舞剧团的门口。她不敢看那绿色的大门。她怕别人看见她。她刚刚知道什么叫“怕”，她曾经毫无顾忌：批评会、警告、记过、列入编外，她都不在乎。而现在，她怕，怕这些，怕孤独。
“司机同志，为什么要绕到这儿来，应该直行。”她发现司机拐了个不应拐的弯儿。
“前面正在修环线，不通。”司机通过头上方的镜子睨了一眼坐在后面的漂亮姑娘。
环线？这是什么？一个稀奇古怪的名词，她皱皱眉。
在横穿一个大路口时，她看到左右路口全被木板封住了，车行之处尘土飞扬，木板墙内红旗飘扬，吊车在转动，像是在大兴土木。
“本市人？”司机好像很愿意和她搭讪。
“对。”
“出差回来？”
“嗯。”“走时，环线还没有动工吧？”
“什么叫环线？”她忍不住问。
“你不知道环线？”司机感到吃惊，“就是环城一圈的大马路，这连小孩子都知道的。”
她不知道。一个黄炯辉占据了她的全部。她没有空余的地方关心别的事儿。走时，好像听爸爸说过一条什么路，反正是和她毫无关系的路。回来了，这条路已经动工，而她的路，该怎么走？
出租汽车把她送到厦门路222号，高婕和门卫招招手，车又前行，在她家小楼前停下。
她走下车，付了款，谢绝了司机帮她提皮箱的好意，车开走了。
她站在花池旁，看着家里那扇雕花玻璃大门，踌躇不前。久别家里一个多月了，现在，她有什么资格回家，她该怎样面对自己的父母、哥哥？家里没人会理解她。
她再一次感到害怕。有生以来，她头一次怕父亲，怕母亲，怕家里的一切人。
高伯年坐在自己家的办公室里，正在认真审阅秘书送来的各种文件、报告和一些简报及信函材料。出院以来，他接连经受了大儿子牺牲、女儿离家出走这两件事的打击，险些又重返医院。但他终于顶住了内心的伤痛。最近，他的病情和情绪逐渐稳定了下来。开始了正常工作。上周，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汇报了自己城市的工作，一是抓市场物价稳定的同时抓市民情绪的稳定；二是抓企业经济改革的同时，注重企业职工思想教育，取得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点上的经验；三是支持培养年轻干部，卓有成效地抓了基本建设和市政建设。在小组讨论会上，中央一位领导同志特别表扬了他这个市委书记善于培养年轻干部，在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同时又能大胆、放手，给政府部门创造条件，使它们行使经济建设和市政建设的领导权、管理权。高伯年从心底感到宽慰。中央通过他的汇报了解了他的工作，理解了他作为一个老干部对新干部阎鸿唤的支持和帮助。知道了这座城市突出的成绩里面有他一份心血。这一段时间，由于顺利开工给他带来的心理不平衡，多少得到了补偿。他意识到，工程的成功，已不仅仅与阎鸿唤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与他高伯年分割不开了。因此，他在窃窃自喜之余感到了压力，道路改造工程已经上了马，“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一定要搞好，千万不能出什么问题。
他在审阅过的文件上圈上圈，又一份份地在需要批示的材料、报告上签署了自己的具体意见。他对文件的处理，向来十分认真，尤其在批示意见时，要反复思忖，拿准了才写。他当市委书记以后，要求各部门的负责人在批示文件，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意见，改变过去文件旅行，只会签不负责任的过场话的作风。这种改革，体现出他的一贯工作作风，他认为这对机关那种官僚主义作风也是一种制约。
他把文件放在一边叠齐，就开始审阅来信。
秘书在两封信上标了红△，这是纪检方面的信，高伯年打开，立即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
东市区政府办公室主任揭发区长康克俭。“独断专行，用个人意气取代党的干部组织路线。”信中诉说了自己被康“一句话”便免职的经过，原因是他了解区里的内幕，对康克俭大搞不正之风有过意见和斗争。
高伯年有点激动。打击报复，专横跋扈，这种作风深为他所痛恨。虽不能排除写信人由于免职所带有的情绪成分，在言词和程度上会有夸大。但他相信信中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属实的。康克俭是晋波一再向市委常委会推荐的干部，当时组织部考察时，他就是个争议人物。后来，他多次接触到康克俭，这个中年干部多少带有点阎鸿唤的影子。
他沉思了一下，在信的上方空白处，写一句：“因儿子占房而免去父亲的职务，这种株连性处理，体现了干部思想上封建主义色彩的影响，正是左的思想方法的表现……”写到这儿，他想了想，觉得应该先给东市区委晋波去个电话，问问情况。
晋波证实了办公室主任被撤职确实是康克俭当时决定的，“但是……”晋波似乎想解释一下。
“但是什么？老晋，你是区委书记，在干部管理上，你可不能失职。……即便是他泄漏出去的，就该撤职吗？冻结分房，早晚要公布的嘛，一旦知道，就会有人去强占。你没泄漏给你儿子，你儿子不照样去占了嘛？我能张口就撤了你吗？谁占了就让谁搬出去好了。不要搞那些表面上原则性很强，实际上违反党的政策的事。现在有些人，特别是年轻干部，以为搞改革就可以不要政治思想工作，学西方那套动不动就撤职、解雇的简单方法，以为这就是改革。其实这是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干部是党的财富，不是哪一个人雇的临时工，想换就换，想撤就撤。组织任命与撤职是党委集体组织决定，不能由哪一个人说了算，区长更没这个权力……好，前不久，还有人反映了康克俭其他方面的问题，我批转给你看看。你是老同志了，也有经验，不仅要培养、扶持青年干部，还得特别注意观察和考察青年干部，把好接班人的关。这是我们这些老同志离休前为党为国家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欢迎有时间来家里做客，尝尝老沈的拿手好菜……忙？我们哪一个现在不忙哟，随你吧。……好，什么时候来，提前来个电话。”
高伯年放下电话，又拿起笔继续在刚才写的几句话后面写道：
将来信转组织部苏瑞同志，市纪委占温同志，东市区委晋波同志阅，组织部应就此问题发个文件，在干部任免问题上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
他停下笔，歇一歇，又抽出另一封信。这是市委办公厅报送的一封匿名信。
信中反映的问题同样令人吃惊。
这信来自道路改造工程第一线。信中反映，市政二公司经理杨建华，在工程中弄虚作假，虚报、冒领、滥发奖金，有的工人月奖高达五百元，连公司临时托儿所阿姨奖金都是二百元。这些都是杨建华为了收买群众，不惜损害国家利益，大发市重点工程之财。另外，他还利用职权，在工程任务艰巨，人力紧缺的情况下，派十几个人给自己搬家，粉刷新房。最为严重的是，杨建华包庇重用流氓、劳改释放犯、臭名昭著的造反派陈俊生的儿子陈宝柱。不仅平时与之称兄道弟，而且利用工程之机，提拔陈为突击队队长……
虽是匿名信，但措词严谨，有理有据，冷静客观，不带感情色彩，每一个问题，揭发人都列举出知情人的名字和单位。看来，检举人虽不敢披露自己的姓名但绝非凭空捏造。
这是高伯年看到的第一封反映道路改造工程中的问题的信。一个道路改造工程中的重点公司，却存在如此严重的问题。前天，他还和阎鸿唤交换过意见，认为环线工程体现出一种精神。他让阎鸿唤总结出几条来。昨天在布置工作时，市工程局党委书记还以二公司为例大讲什么政治思想工作在工程中的作用等，现在看来，纯属欺人之谈。他从没见过二公司的基层干部，想象中，杨建华这个人绝不是正经干部，单凭他追求比自己小十岁的姑娘这一点，就让高伯年联想起勾引自己女儿的那个流氓。以奖金搞刺激，用流氓当骨干，这种领头人可想而知。陈俊生，高伯年没有忘记这个人，“文革”中反市委的急先锋，凶残狠毒的打手，多少老同志受过他的迫害和折磨。堂堂一个公司领导干部居然与这样一个人的儿子称兄道弟，这本身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高伯年深深感叹清查“三种人”的艰巨性、持久性。那个杨建华绝不是一般认识问题而是严重的立场问题，如果认真调查，也许就能查出根本性的问题，高伯年毫不犹豫地批示。
信中反映的问题一定要认真追查。可由组织部、纪委、财政部门、公安局组成联合调查组立即着手对此案的调查，并作出严肃处理。请将此件转鸿唤同志，及市委常委阅。
高伯年放下笔，轻轻站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已是深秋。满园的落叶铺在地上，像厚厚的黄地毯，在秋风中摇曳的树枝，枝头的黄叶、黄绿叶子已所剩无几。
新陈代谢，万物如此。叶落叶生，规律难违。然而，树叶的换代更新，尚且要经过一个冬春夏秋，党这么宏大的一个事业，更新怎么能“速战速决”？他感到忧虑。市里发生的事情，他都负有责任，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快”造成的。过去考察一个干部要用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正的走了，副的接，副的走了从下一级里选一个接。现在，这种按部就班的秩序被打破了。既要考虑年龄，又要考虑学历，只能用短时间在规定范围内去找干部。这样难免选得不合适，甚至出大问题。论资排辈固然不对，但总还有它的长处、稳妥。所有的干部都经历过同样的考察期，这样，就避免了杨建华式的人物钻空子的现象。这类现象如果仅仅是个别的，还罢，会不会还有，有一批，一大批？今天碰上两个敢于直接向市委书记反映问题的人。也许，还有很多群众，对自己的领导敢怒而不敢言，有很多群众得了实惠而放弃了同那些危害国家利益的掌权人的斗争，使更为严重的问题被掩盖起来。自己是已经到了叶黄快落的时候，离退下去不远了，别人会不会像自己这样能敏感地发现问题，及时、果敢、不留情地处理这些问题？他不怀疑中青年干部的能力和魄力，但怀疑他们的明辨是非的能力。近几年来，他听一些知识分子中青年干部满嘴的西方管理名词，却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社会主义传统和社会主义方向。
搞建设也得符合中国的国情。看来，在领导层中，他还需要加强这一意识的教育。阎鸿唤自道路改造工程上马后，和他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不免有恃胜而骄之嫌，这封信也许不必急于直接转给阎鸿唤和常委们看，应该先把情况摸一摸？谁去摸呢？他踱步思索着，突然想到了一个最为可靠的人———张义民。
他打电话给自己的秘书，让秘书通知张义民今天到他这里来。
刚放下电话，沈萍急匆匆闯进门来。
“伯年，小婕回来了。”
“在哪儿？”
“到家了，这孩子不敢见你，你快去看看她。”
高伯年刚要站起身，又立刻放软了腰，仰在椅背上：“不，丢人现眼，我不见她！”
高婕躺在床上，眼睛呆呆望着房屋顶角上那石膏雕花檐板。小时候，每天晚上，阿姨照顾她洗完澡，上了床，就关上灯，说一声“睡吧”，然后悄悄离开她的房间。她不能马上入睡，就拉开床头灯，顺着灯罩洒出的淡红色的微弱光线，去看那雕花屋顶。白天看，那是一朵玫瑰，到了晚上，那玫瑰变成了一片纷繁变幻的童话世界，像窗子上的冰花，像黑暗中闪烁的五彩星星，给了她无数美好、离奇的梦。
现在，她脑中纷乱地叠映和翻滚着的又是一场梦。她希望这是梦，然而她醒着。
饭店，粉红色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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