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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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还反对剧烈的上改。他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放过了富农和中农，只集中反对人们最仇恨的、最霸道的地主。他们残酷地进行剥削，人称“老虎”。然而那些纯而又纯的、头脑僵化的国际路线派把这叫作“机会主义”。新土改一开始，毛就预言它将是一场灾难。1937　年，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他们批评我烧杀得不够。”
“布尔什维克化”也把来锡矿买锡的商人和贩卖必需品的小贩赶走了。他们被当作资本家受到盘查，货物也被没收了。有时候还把他们当成国民党特务来枪毙。毛在和博古争辩时刻薄地讽刺说：有些人害怕受到社会现实的玷污。而博古则猛烈谴责毛的“小农思想”。那时候周说过什么没有记载。也许，作为一名现实主义者，他也抗议了，但没人听他的。毛并不是孤立的，有人与他站在一起。有一位名叫罗明。还有一位叫邓小平，是矮个子四川人，在巴黎时曾与周恩来合作油印《赤光》杂志。1926　年邓回国。1929　年周派他去广西省建立根据地。
广西游击队根据地为　300　多名越南革命者提供了避难所，胡志明多次到中国时也利用过这个地方。这里原有两个训练营地，但　1931　年遭国民党军队攻占，邓小平率领剩下的部队去了瑞金根据地，他在这里编辑红军报纸。在和”布尔什维克化”的争论中，他与毛和罗明站在一起。结果，他和罗明两人部成为重点“斗争”对象，受到公开批判，从一个村拉到另一个村，当作“逃跑退却路线”的可耻典型示众。显然，有人敦促邓的妻子同他离婚，她也真的同他离了婚⑤。周恩来总是充当调和折衷的角色，他试图保护邓、罗二人，1934　年让邓重新做报纸的工作。
但是在讲话中，周没有表示反对临时中央和王明、博古，而也谴责说：“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把夺取一个或几个省看做遥远的而不是眼前的目标，对向外扩展犹豫不决，却派我们的武装同志去村子里搞宣传或为部队募捐，以此来捆住他们的手脚，还不愿直接行动给白区的敌人致命的打击……”。这正是对关键问题的确切描述。可是周恩来为什么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也许他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策略，在今后几十年的困难岁月中他将一直使用这一策略，而且运用自如。这一策略就是：表面上不直接对抗，行动中却设法帮助那些遭不公正的谴责的人。
这样做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始终如一、令人钦佩的形象。但是也许周的理由是，他必须象自己儿童时代心目中的英雄韩信那样，为了更好、更值得的时刻而忍受胯下之辱。


这时发生了一件怪事。1932　年　2　月　16　日以来，上海几家报纸连日以通栏标题刊登了一篇《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⑥。伍豪就是周恩来。伍豪之剑是个传奇……如果“伍豪”公开叛变，那么使很多党员坚持下去的信念大厦就要发生动摇。有一个时期。失望情绪十分强烈。周从　1931　年　12　月起就在瑞金。他如何能驳斥这一捏造的谣言呢？谣言还是要驳斥的。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先是在中文报纸上以迂回的方式辟谣。后来又聘请一位住在上海的名叫路易斯巴和的法国律师出面交涉，这位律师曾经为陈独秀辩护过。当时陈已被当作托洛茨基分子开除出党，后来被蒋介石逮捕。以周恩来的笔名周少山的名义发表的一项声明否认了这一事件⑥，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插曲在　40　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又搬了出来攻击周，企图以此证明他曾经当过”叛徒”。
邓颖超和她母亲到了瑞金，两个人都身体虚弱，颖超的身体就更差了，因她备受困苦，精神紧张几乎病倒，而且她的肺结核又复发了。看到她咳出了血，周吓坏了，流下了眼泪。他还记得他的母亲冬儿和嗣母陈氏都死于肺结核。
根据地的医疗条件很有限，药品奇缺，却有一位令人敬佩的医生傅连暲⑦大夫。他是一位信基督教的码头工人之子。他父亲钦佩特拉法加战役的英国英雄，把他送到福建省长汀的一家亚盛顿医学专科学校里学医。学成后傅连暲办了汀洲福音医院自任院长。1927　年秋，贺龙和叶挺奉周的命令率部队从南昌撤退时，经过这个城市，正是傅救治了伤员。这些人的英勇和信仰感动了他，觉得这些人同他所熟悉的军阀土匪完全不同。这样他开始从基督教改信共产主义，那时在中国的一所基督教大学中许多学生也同样迈出了这一步。傅于　1932　年到达瑞金。他在这里办医院、诊所，还开设了一所护理学校，到　1933　年已有　20　名医生和　300　名护士。他让邓颖超放心，他说：“我自己也得过肺结核，我知道怎么办。”她在床上躺了近　18　个月，只是有时还得露面，去勉励根据地为前线出力的妇女。杨妈妈加入了傅的医疗服务行列，成了医院的宝贵人材，因为很多上年纪的病人更喜欢她的草药，而不喜欢西药。


1933　年　2　月，蒋调动　40　万军队开始了第四次“围剿”，3　个月后他与日本签署了停火协议。这次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采用的是大兵团伏击歼灭战，而不是游击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他详细记述了所进行的军事行动及取得的胜利⑧。有一段时间，他似乎确实相信执行的战略是正确的，但是月复一月，付出的人力和装备的代价高得惊人，他的热情减退了，开始担忧起来。这时他努力避免“在力量对比悬殊，没有胜利可能的情况下去攻打城市。”在描述一次战斗时他写道，“流血很多……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次教训……。”这时他发现农民越来越不满和不合作。然而无线电台源源不断地传来莫斯科的命令，“九十九”译出电文，周便皱着眉头读，然后一言不发地给朱德、聂荣臻、彭德怀和军队指挥员们传阅。在后来的一篇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口头上仍然为这条路线辩护。“革命的主要任务是用革命战争来消灭帝国主义战争……把企图吞食中国的帝国主义战争变成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人民战争……。”
但是蒋介石的力量正在增强。与日本停火给了他集结军队的机会。中国所有的游击队根据地都遭到进攻，很多被占领了。一些丢掉根据地的游击队的余部重新集合起来转移到瑞金，这里的根据地看。上去十分稳固、兴旺发达、坚不可摧。毛泽东静静地在农村进行调查，他报告说农业将大大减产，因为商贩不来了，货物极为匾乏。简言之，根据地困难重重，面临失败的威胁。
1932　年　10　月在距瑞金　50　公里的宁都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⑨。会上，苏区中央局大多数人反对前方军事领导人“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实际上反对“取消主义”，也就是反对毛泽东。他们激烈地呼吁及时和无情地打击一切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有一段时间对毛来说，情况相当严重。他要被降级，驱逐出党。当然驱逐之后，还会加给他更多罪名……很可能会被肉体消灭。

周恩来做出了反应。他拒不同意对毛泽东采取激烈措施。然而他又是奉命对毛进行严厉“批评”的。这些年间，党内一再采用这种习惯做法，任何因偏离党的路线而遭责难的人，不仅受那些谩骂者的批判，也受那些被怀疑同情他的人的批判。周对毛的批评被认为太讲究分寸。他又一次被称为”“调和主义”。周认为，我没有妥协，我只是说话宽厚一些。别人则说：“你包庇不革命的观点。”最后，毛没有被驱逐出党，虽然他仍是根据地主席，却被迫暂时离开了前方。他回到根据地后患疟疾病倒了。
1933　年　6　月，当第四次反“围剿”似乎以胜利结束时，中共中央发来一封关于军事指挥和扩大根据地的冗长的电报，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的意见。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和聂荣臻反对这些滥发的命令。聂在回忆录中回忆说：”接到’长电”以后，周恩来、朱德和我们各军团在前线的领导同志都反对这个计划。但当时在瑞金的临时中央、中央局和军委的一些领导同志，根本不接受前线同志们的意见，三令五申，必须执行“长电”。”
莫斯科容不得不同意见，要求完全服从。周复电说：“我们将原则上服从并执行”，但还是加上了反对意见：“有些细节电报里不可能包括进去。”他敦促召开一次会议来讨论拟议中计划的可行性。
自　1933　年初起，根据地就加紧征兵。召开了招募志愿兵的群众大会。以丈量土地为由，让农民离开土地，把他们送上前线。1933　年中，由于收入锐减，肉类粮食匾乏，出现了任意没收。强行征税和进入民宅搜查隐藏黄金的现象。
1933　年　10　月，共产国际专家奥托布劳恩到达瑞金。
奥托市劳恩的中文名字叫李德。他来后成了事实上的军委领导。”他不允许有不同意见……谁也不能发表个人观点……。”他与年轻军官们的关系是对立的。因为他们过去至少能够和上级进行最起码的讨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彭德怀……人人都得服从李德同志。李德同志认为军队要有德国式的纪律，于是便去实施这种纪律。
在此期间，丢失了一次机会。1933　年夏，蔡廷谐想抗日却让他去打共产党。他对担任这种不光彩的角色愤愤不平，于是派了一名使者同红军联络。“我们必须打日本，不是自相残杀……。”周大喜过望，他立即派出红军代表与蔡廷锗的代表会晤。这是一次要抓住的机会，周虽没有正式与已遭贬黜的毛泽东联系，但向他转去了自己与蔡之间的来往电报。会晤在福建省举行，接着又传来佳音说福建省政府宣布脱离蒋介石。能否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呢？这会不会鼓励那些因为蒋一意孤行，对日本的侵略消极被动而不再听从调遣的军阀呢？


周挑选了一位最敏锐、最老练的地下工作者潘汉年来处理谈判事宜。潘受过良好教育，有一个富有的香港妻子，还是上海青帮头子杜大耳的朋友。潘来回穿梭，树立了温文有礼的形象。这时无线电台响起了嗒嗒声：中共中央局又发来一封长电，一封带有破坏性的电报，说不能与任何“反动分子”结盟；”中间立场”是不会有的，这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周向蔡廷锴发了一封低调的电报，请他坚持，不要丧失勇气。然而蒋的军队长驱直入福建省，蔡只得沉默服从，直到　1949　年才又出现，加入了取得最后胜利的共产党成立的新政府。
如果说共产党根据地里有德国专家，蒋也有阿道夫希特勒派给他的冯法尔肯豪森和冯塞克特。后者是杰出的战略家。“我们要扼死根据地。我只需要　30　万劳工。”他在根据地周围建起了四条碉堡防线，简直是马奇诺防线的翻版。对所有生活必需品实行封锁，特别是盐和铁。没有盐，人就不能活。在哪个村民家里发现了盐，他和他的全家就会被杀掉。在根据地四周的几万户人家的所有工具，包括做饭用的锅和犁头全被没收了⑩。
为了得到盐，根据地的人们甚至煮起了老房子厕所的砖块。每个成人每天的粮食定量降到四盎司。傅连障的医院拥挤不堪，成排尸体从那里拉出来。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红军还要与酒足饭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后者还配有新式德国枪炮。国民党军队向前推进，每前进一步就建造更多的碉堡来巩固他们的地盘。李德制订了一项建造反碉堡的计划。“不丢失一寸土地”。他还有一个高招，就是在共产党占领区处处设防，“以碉堡对碉堡”，搞“短促突击”。
建造反碉堡计划失败八反而把余下的人力消耗殆尽。根据地从　21　个县缩小到　7　个、6　个、5　个……。蒋的秘密警察抓获了在上海仅存的共产党人，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被切断了。
在　5　月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决定将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但当初并没想象后来实际走的那么远，只想撤离并西进，与湖南、湖北省边界根据地的贺龙会师（11）。
但是要离开根据地，军队就必须冲破四道碉堡线。周说：“向西遇到的阻力最小”。在西侧一线驻扎的是军阀陈济棠的军队，他正巧对蒋心怀不满。毫不奇怪，周恩来在陈济棠的随从中安插了地下工作者。经过谈判，陈济棠同意把他的军队从红军冲出根据地西进的道路上后撤　20　公里。
起初，李德反对周的计划，但是到后来他意识到局势难以维系了。10　月2　日，周的建议得到采纳，这次大撤退只有两周准备时间。
博古、李德和周负责撤退。当然又是周来负责干实事，也就是负责后勤。要组织近　10　万人突围是项艰巨的任务。周仔细地为每个部队、每个单位制订了计划。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撤离。大约有　2　万人要留下来做后卫，然后分散成游击队……等待形势发生转机。
怎样决定谁走谁留呢？对于哪位军事干部列入留下者名单，征求了周的意见，其他只向他报个数字。身材削瘦却富于幽默感的陈毅要留下来，他的任务是把根据地变成一个“流动游击区”。博古不同意带上患哮喘病的翟秋白。博古说：“他是多余的人……他行时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诗人翟秋白留了下来。根据地沦陷时，他被捕并惨遭杀害。大约　30　名妇女，包括邓颖超、蔡畅以及一些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的妻子加入撤退的行列。颖超躺在担架上，仍病得很重。她的母亲留了下来。


傅连暲大夫把伤病员留在农民家里，希望他们能得到照顾活下来。但大多数伤病员遭了杀害。留在根据地的还有　12　岁以下的儿童和婴儿。毛泽东丢下了妻子贺子珍生的两个孩子。12　岁以上身体结实的男孩跟战士们一起走。他们长大后成了红军战士、军官和指挥员。日夜焚烧成堆文件和档案的滚滚浓烟染黑了天空。“苏维埃共和国”的档案被付之一炬。
10　月　10　日，冬天第一场大雾笼罩瑞金，撤退开始了。
周恩来仁立路旁，望着部队鱼贯而过。对发生的一切，他要负责任。这次撤迟他是决策人之一。战士们一边走一边唱着歌。每一个团都由红旗引导。这不是败退，不是。已发出战斗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