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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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几乎笑了起来。又显露出他以往的机智。“我们可以阻止他，但这意味着使用武力。da赖喇嘛也许会受伤，那么就会严重地伤害西藏人民的感情。原先，我们以为他的出走不是自愿的。他曾给我们写信，说他会到我们这边来……可后来他跑了。我们以为他很可能是被他身边的喇嘛绑架走的。我们还为他保留着他在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的职位。门是敞开的，他随时都可以回来。”③
我说我不相信达赖喇嘛会回来，也不相信事情会容易地得到解决。周接着用很长时间准确地、详细地谈了西藏的历史。从蒙古人统治的元朝起（公元　1271　年—1368　年），西藏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甚至连英国入侵西藏时也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解放后，我们督促僧侣进行改革……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不能让一个地区有农奴为僧侣领主干活。我们决定不强制进行改革，答应等待。但历史不会倒退……当改革遍及中国大地时，西藏也受到了影响。”这番委婉的话说明，在“大跃进”的混乱时期，周关于将改革推迟到　1962　年的许诺没有兑现。但周说，达赖喇嘛的出逃也是外国干涉的结果。西藏南部发生的康巴叛乱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武器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印度提供的。“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他们甚至还发表了如何援助康巴的报告。西藏要前进，它不能成为一种古老社会制度的博物馆……也不能变成保留地，象美国的红色印第安人那样。西藏要与祖国一起共同进步。1954　年前，西藏没有一所医院，除宗教学校外。也没有一所学校……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改变。”
英国人　20　世纪初占领拉萨后，在那设了一个英国贸易机构。1914　年，英国军官麦克马洪用一根很粗的红铅笔在一张小小的地图上画了一条线，将西藏一大块土地并入英属印度。周指出，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从未承认过这条麦克马洪线④。　
但是，周说，尼赫鲁“英国化太深了。”“他在言行方面就象是继承了英国殖民扩张主义的衣钵。”1950　年　10　月，解放军入藏是得到西藏当局同．．．．．．．意的．．，印度政府却说这一行动”令人遗憾”。中国人关闭了英国贸易机构，但尚未着手处理边界问题。
我知道尼赫鲁的顾问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有的提醒尼赫鲁中国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废除麦克马洪线这种任意划定的界线。尼赫鲁厉声说，”不管有没有地图，麦克马洪线就是我们的边界。”1952　年　9　月周提出“稳定西藏与印度边界”的问题，建议进行讨论。周说，“不存在什么领土纠纷，仅仅是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除了麦克马洪线的东段，西段还有阿克赛钦的问题。直到　1947　年在英国地图上这片高原还被称为“未划定”地区，意即还未被并入英属印度。但近年来印度的地图绘制人员一直忙着绘制新的地图，这个地区在新地图上成了印度的一部分。
1953　年一个印度代表团来北京解决英国在拉萨的贸易机构问题。印度政府当时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属于中国的主权范围，尽管印度的外交官试图从法律上区分“主权”和“宗主权”。周曾声明“中文里没有宗主权一词。”尽管印度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挑衅，周那时还是表示：“我们之间的关系只能会更好……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可以得到解决。”
日内瓦会议召开后，又召开了万隆会议。但　1956　年　10　月尼赫鲁在访问北京时，提到了中国地图上的”错误的边界线”。周有针对性地答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绘制新的地图。”印度的巡逻部队依照他们的新地图，强行进入中国地区，索取更多的领土。周把尼赫鲁的自传拿给我看。这本　1956年在伦敦印的书里的地图表明边界就在中国人所说的地方，而不是在印度人现在声称应在的地方。周恩来问道，“尼赫鲁难道连他自己书里的地图也不看一看？”
然后，周又请人把边界地图拿给我看。我们一毫米一毫米地察看边界线，上面标明了山名、关卡、要塞和发生事件的地点，如空喀山口、郎久等。1953年中国修筑了一条横穿阿克赛钦地区的公路，将西藏与新疆连接起来。印度方面从来没有对此提过抗议。只是当中国边防部队邀请．．印度边防巡逻部队参加庆祝公路开通的宴会时，新德里的印度外交部才突然在阿克赛钦问题上大发雷霆。
边界冲突只是边防巡逻部队之间的小磨擦，但是西方新闻媒介的耸人听闻的报道，对中国“侵略”的喧嚣谴责，再加上那年春天da赖喇嘛的出逃，这些都损害了周一直努力树立的中国的形象：一个讲道理的、谋求和平的、随时准备与其他国家进行对话和开展贸易的国家。周作为杰出的公关人材十分清楚中国的形象受到了多么严重的损害。我说，中国报刊上那些对尼赫鲁进行人身攻击的尖刻辛辣的文章“没有好处”。“总理，你们的揭露大大加深了我对问题的了解。但是公众舆论非常重要，事实往往是次要的，而感情、偏见、非理性的狂热、宗教……才是左右一切的力量。印度人在关于他们‘神圣的土地’的问题上非常感情用事，而且在任何争执中事情的真相总是主要的牺牲品。”⑤
尼赫鲁在印度议会的人民院里有一个反对派，他们会抓住任何一个细节指控尼赫鲁把印度出卖给了中国。周回答我说，“我们某些年轻干部的确没有很好考虑，发泄不满情绪。”他说话前把目光扫向他的随从人员，象是说“仔细听着”。“我们的确应该更加现实一些。”后来我听说，他曾以和解的口吻给尼赫鲁写了封信。“但是尼赫鲁先生自相矛盾，我们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读了他的讲话。他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
象通常两个杰出人物会面时一样，周和尼赫鲁从未真正地相互了解过，更不可能达到心灵相通。很显然，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不自觉的竞争。周力求准确无误，厌恶杂乱无章。他有时中断自己的谈话，起身离开座位，从屋子的一边走到另一边，抻抻台布或挪挪花瓶。他看不惯东西摆得不是地方。尼赫鲁恰恰相反，擅长朦胧的艺术。他常常故意把事情弄得模糊不清，因为这样正好有利于达到他的目的。周煞费苦心地摆出事实，标出题目，力求取得成果，而尼赫鲁却根本不在乎细节。他用浮华的抽象概念掩盖事实，很可能什么地图他都没有认真看过……尼赫鲁是个老谋深算的政客。对他来说文字是用来撇开、歪曲、篡改事实的工具。使用语言不是为了阐明，而是为了模糊与己不利的事实。周作为思维严密的中国知识分子永远不明白故弄玄虚、不求精确会有什么好处。周认为尼赫鲁受的是殖民主义教育。1954　年周首次访问新德里时，尼赫鲁曾谈到中缅边界问题。他说缅甸人非常担心，因为有些地方还没有划定适当的边界线，听他的口气好象缅甸是印度帝国的一部分。“尼赫鲁那时说他了解西藏的情况，现在他是故意装糊涂……”周没有提到尼赫鲁劝da赖喇嘛在庆祝佛祖诞辰的活动结束后返回西藏的事。他接着说，“我们亚洲人相互太不了解。”西方有许多中国通、印度通，但是中国却没有欧洲通。殖民主义在亚洲各国之间建筑了一道长城，使他们彼此十分隔膜。
突然间他离开了印度的话题，神秘莫测他说：“帝国主义企图挑拨亚洲各国之间的感情。有些人．．．看不清问题……帝国主义没有改变，但是有些人．．．却把希望寄托在会议和首脑会谈上……他们甚至谈论什么拯救世界的新精神。在目前情况下，这些幻想只能欺骗人们。”
有些人．．．指的是谁呢？从首脑会谈这个词中可以猜出来。戴维营，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的最高级会谈……我说，“总理，我认为戴维营会晤对全世界都有利。”空气突然变得异常沉闷。做记录的秘书手中的笔停在半空中。周显得更加疲劳，眼角周围显出了细小的皱纹。“我们不这么看。”和平是具体的，不是什么空洞抽象的概念。很长时间内部不会有什么裁军。相反，恰恰正在进行一场军备竞赛。“我们并不反对合情合理的妥协，但妥协必须要有限度，决不能出卖其他国家的利益。我们现在要决定的是世界各国人民是否有权获得本民族的解放，获得民族独立，还是要他们世世代代做奴隶……这一点我们决不能让步。”
这便是西方国家所说的中国的“不妥协态度”。
“我们相信民族独立……我们支持柬埔寨中立和独立……至于越南，1954　年的日内瓦协议遭到破坏……人民肯定会起来进行反抗，他们要求祖国恢复完整统一。”
这些话预示了一年后开始的越美之间的战争。周把我送出门外，跟我点头告别时一丝笑容都没有。这次会见进行了两个小时。我决定飞往新德里，去和尼赫鲁谈谈，会见尼赫鲁后我写信给周恩来，谈了我得出的结论。边界争议决不会顺利得到解决。那样做对尼赫鲁不利⑥。
12　月　17　日周又给尼赫鲁写了封非常友好的信，请他考虑双方进一步的谈判，并向他致意。翌年　2　月中旬周收到了尼赫鲁的回信。信中说可以进行会晤，但不举行谈判。周回信表示“深为感谢”。这是一个错误。这话听起来好象周在有意奉承，尼赫鲁对此不会有好的印象。
自　1956　年以来，划定中缅边界的问题一直在拖着，现在很快就解决了。周强调“互谅互利”的原则。他对缅甸人说：”我们让你们一点，你们让我们一点。”他慷慨地让给缅甸人一块领土。在此后的　18　个月里，他还成功地与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划定了边界线。这一胜利使印度成为唯一在边界问题上故意拖延的国家。
1960　年　4　月，在季风前炎热的天气里，周到达了新德里。机场上没有欢迎的人群，只是些冷冰冰的面孔。他以前访问时，敬献给他的花环多得使他成了会走动的玫瑰丛，可这次根本不见花环的影子。尼赫鲁用结结巴巴的印地语发表讲话——甚至英迪拉甘地也承认她父亲的印地语讲得不好。周的秘书译得很吃力。
周在印度呆了一周。有时礼仪上的安排象是存心要使他难堪。但是“周恩来从未提高嗓门讲话。他从未忘记感谢司机、从未忘记和服务人员握手。他关注每一个人，对所有的人都象对待总理一样。”在那紧张疲劳的一周里陪同周恩来的纳特沃辛格对我说，“即使我们对中国人感到愤怒，我们也不得不钦佩他的耐力、他的自我控制力和他的才能。他令我想起了我祖父的剑……我祖父珍藏着一柄纯钢利剑，用丝绸包着。周恩来就象是那柄剑。”
周和外交部长陈毅一起走访了印度一些部长。除一人外部对他粗暴无礼，象对待他们下属那样横加指责。周一直保持着他的尊严，彬彬有礼。对故意带有污辱性的讲话，他回答得既干脆又很有分寸。拉达克里希南总统曾公开谴责过“百花齐放”方针的结局，他对周说：“与四亿印度人民的友谊相比几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算得了什么？”周答道，“与六亿中国人民的友谊相比几千平方公里土地又算得了什么？”印度报纸上的漫画把周画成眼镜蛇。周对纳特沃辛格说，“你们的记者真怪。我微笑时是伪君子，我不笑呢又是冷酷无情。我开口讲话是说谎，不说呢，又是条蛇……”印度的反对党组织了许多人游行示威，到周下榻的中国大使馆外面进行抗议。他们挥舞着黄旗，上面写着“中国侵略者滚出印度”和“打倒中国帝国主义”。第四天，周开始流鼻血，这时他爱流鼻血已尽人皆知了。他不得不躺下，用冰敷鼻子。这事让他十分恼火。他不愿别人知道他有这种毛病。纳特沃辛格⑦说，“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发火……他是生自己的气。”
会谈当然是毫无结果。原来也没打算有什么结果。当我　1960　年再次见到周时，他对我说，“我能做的都做了，可对尼赫鲁一点也没有起作用。”也许他仍然不相信尼赫鲁已下决心不去解决争议了。印度正受到美国和苏联的夸奖和宠爱，并从美苏双方都得到了慷慨的援助……向中国施加压力，尼赫鲁得到了这么多的好处，他为什么非要解决边界问题不可呢？
离开印度前一天的晚上　10　点　30　分周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他赢得了数百名记者的尊敬，虽然这种敬意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他一人主宰了长达3　小时的招待会……他一直精神饱满。”最后，一位女记者问他是如何保持健康，显得如此年轻的。周带着稚气的笑容调皮地对她说：“我是亚洲人，我象亚洲人那样生活。”
周给人的印象似乎只要稍做改动，中国便有可能接受麦克马洪线，但这必须通过适当的谈判过程，决不是接受既成事实。作为回报，印度必须接受西段阿克赛钦的划界线。但是，印度似乎想两处都按他们自己的想法划定界线。归国途中，周在加德满都稍事停留，再次面对众多的记者。在这儿，他不再那么克制自己。他大声喊道，“我告诉你们中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很不公正……”
周恩来一直对印度邻国，如斯里兰卡、尼泊尔、缅甸和巴基斯但表示友好，有的他曾访问过两次。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他在　1956　年冬访问了巴基斯坦。他曾对巴基斯坦总理说他“充分理解”巴基斯坦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并不是针对中国的。巴基斯坦总理对周恩来说，“我们甚至在某些方面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
1956　年印度政府远比中国政府更为同情苏联干涉匈牙利和波兰的举动，这使印度获得赫鲁晓夫的友谊和贷款，贷款数额比中国自　1949　年以来得到的多出一倍。
1961　年　1　月，周率领　400　人的代表团参加缅甸独立　13　周年的庆祝活动。并参加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仪式，他穿着缅甸的民族服装和缅甸人民欢聚一起：他答应向缅甸提供　3000　万英镑的无息贷款。
至于巴基斯坦，已成为中国的享受特殊优待的朋友，因此，它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给予周相当大的支持，包括它